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总体来看，虽然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外生性的、阶段性的，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轨迹和总体态势，但是如果不能危中寻机及时地随着疫情控制态势的转变，把这种冲击和影响逆转为促进经济复苏的新动能，不能充分地利用好中国经济发展中内含的巨大韧性和回旋余地宽广的超大规模优势，不能紧紧抓住在发展现阶段出现的转型升级的空间和重大机遇，那么这种冲击和影响就有可能沿着负向的作用机制，形成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化、长期化和趋势化的因素。因此，我们要主动地以危中寻机的积极意识，寻找疫情中出现的新的发展机遇，补齐各种短板，锚定转型升级不松懈，推动经济复苏新动能加速培育和形成。

　　重点建设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

　　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高度关注医疗卫生短板，我们要从过去重点建设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应急救援基地，转向重点建设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因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应急救援基地，但这次疫情显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供给短缺。这次全国支援武汉抗击疫情的实践证明，像类似于方舱、雷神山医院等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和医用物资的供给，是保证打赢突发疫情阻击战的关键和基础。因此应以此次疫情为起点，立即着手规划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在可能的下一次类似事件中，使所有的病人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舆情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建设超大规模卫生储备基地也能体现我们举国体制的巨大体制机制优势和特色。

　　抓住医疗卫生补短板的发展机遇，还表现为要把那些属于营利性、竞争性的医疗卫生企业，从过去的非营利性事业建设的思路全面转向发展现代化的医疗卫生产业链。重点是用市场取向改革的思路建设四条产业链：一是医疗器械产业链；二是防疫抗疫产业链；三是新药研发和药品制造产业链；四是生命健康关怀产业链。随着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阶段来临，人民群众对健康和医药问题愈来愈关注，因此这些产业链也将会成为我国进入老龄化之后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为此要以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为主体，培育医药卫生人才，加大研发投入，寻求资本市场支持，迅速做强做大这些板块，增强其世界竞争力。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抓住疫情中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如数字医疗、数字教学、数字娱乐、线上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办公、服务外包、远程视频会议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诸如机器换人、无人机应用等实体经济活动，都可以得到催化和加快发展。

　　重点要做好三个方面的文章：一是注重用数字化去改造传统产业。产业没有好坏或夕阳朝阳之分，只有有无运用现代技术改造的区别。那些经过现代信息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就是可以创造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我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一大批电子机械化工产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这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安全生产，又可以为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机器换人促进产业升级。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抗击疫情为机器劳动代替人类劳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接触的频率，减轻各企业单位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反过来又会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通过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拉动或推动，争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及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我国各种巨无霸型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如阿里系、腾讯系、用友系等，都可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纵向通过物联网技术，通过人、工厂、设备的互联，建成全程智慧化的工厂，横向与产业链伙伴无缝连接实现信息共享，从而进一步实现客户需求驱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主线。

　　锚定数字中国建设不松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抓住解决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的机遇，想方设法补齐短板，锚定数字中国建设不松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以数字化提升来建设数字政府，打造掌上办事之市、之省、之区域，如“掌上办事长三角”，加强区域间乃至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衔接贯通。这次全国各地开市、复工复产中的各种不协同、不一致等现象告诉我们，要彻底反思疫情防控中的各地设卡封路、各自为政的非一体化做法的危害，深刻探究统一经济体系碎片化的内在原因和机制，要推广沿海地区一些省份按产业链推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在现有体制下，突破经济体系“碎片化”的关键，还是要在中央政府统一指挥下实现地方政府间的有效协调，其技术基础在于建设好一体化的政务数字平台。

　　二是以数字化提升来优化营商环境。疫情如果持续太长时间，必将大幅度提高企业营商成本，恶化优化了多年的营商环境，降低在中国经营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推进减税降费、继续“放管服”改革，都是可以努力应对疫情、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些对于疫情后需要大力发展新产业和形成新动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论是继续吸引国外先进企业来投资，还是我们自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有为政府和“放管服”形成的商业生态，更需要有专业化、数字化配套的营商环境，甚至是硬核的科技环境，如5G甚至更高标准的信息网络条件、大规模的IDG数据中心、高水平的医学研究开发中心等。这些不仅需要实打实的、长期的、巨额的新基建投入，也需要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作为支撑。

　　三是以数字化提升来拓展城市服务系统，在全国推进“城市智慧大脑”体系建设，更精准、更直接地为企业、市民主动提供服务，这也是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甄别行业和企业，结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分企施策，化危为机

　　抓住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各项刺激经济恢复和振兴政策的机遇，甄别行业和企业，结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分企施策，化危为机。

　　一是要保持和壮大全球产业链中重要龙头和核心企业，特别是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企业的竞争力，并给予优先支持，包括给予区域市场和海外市场开拓的支持，鼓励其抢占经济复苏的先机，提升企业的行业地位。

　　二是培育和壮大全球产业链中关键配套企业和潜在创新企业，配以劳动用工、抗疫情、财政金融等方面的全面支持，鼓励其率先全面复工复产、达产达标，在经济走势的低位扩大投资规模，替代处于不利地位的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三是要支持大批中小微企业坚持营业，不关门倒闭，给它们以免息、免税、减免房租、社保暂缓、特殊的用工政策以及以信用而非抵押贷款等一系列优惠支持政策，协助其扩展线上和本区域市场业务机会。简单地说，因为关系到大批劳动者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因此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它们活着，留下来，等待经济复苏的机会。

　　四是对大量的城市中小服务业企业，政府应该鼓励和房东、银行和员工一起形成企业命运共同体，为它们提供低房租，政府减免税费，银行免息延贷，提倡劳资成本共担等，帮企业克服疫情期无法避免的停业、开工延期、复产不足等困难。

　　把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抓住当前经济全球化态势逆转可能给中国全球价值链重塑带来的重大挑战和可能机遇，把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转变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

　　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判，随着各国投入巨资和精力全面防堵疫情扩散，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会以另外一种角度反思过去的全球化的副作用，即出于产业安全和自主可控的思路，想办法在靠近自己国境线的周边国家建设新的供应链，或者自己去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如最近日本政府要求它在海外的一些制造企业回迁本国；美加墨新贸易协定试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三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75%。这些状况不能就说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但是至少也反映了过去产品国际分工格局的逆转，以及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某些进程。这一趋势将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产生巨大的冲击，并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个时候凸显发展战略如何充分地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性。基于国内庞大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向和选择。这时，“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的合作机遇。中国应该以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为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以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化解逆全球化趋势的好办法。

　　从长远看，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负责任态度、取得的防控经验，以及现今在5G和医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的技术与应用，将使“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合作领域和新的商业模式。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对冲逆全球化的措施。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以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