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也就是1950年6月10日。

　　阴云密布台湾马场町，枪声响起，4位我们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湾壮烈牺牲。

　　临刑前，吴石留下绝笔：“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香港《星岛日报》刊文称“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2013年12月，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落成，这四烈士塑像面东而立。烈士的英魂，念兹在兹的依然是家国的统一，同胞的团圆。

　　6月4日，由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创作的主题电视节目《时间的答卷》适时播出，该节目第一期，就为我们讲述了潜伏在地下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的传奇经历。

　　无论是71年前惊心动魄的历史往事，还是近日播出的电视节目，让我们看到了隐蔽战线的变幻莫测，让这些隐蔽的革命者一次次重现在人们的视野。

　　我们一起沿着时空的长廊，回望隐蔽战线英雄斗士的风采。

　　上将胸中百万兵

　　1962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董必武一首诗：

　　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障落霞。

　　这是董老为悼念李克农逝世所写的挽诗。诗中用典比较多，总体的意思是说李克农是中华的英才人物，就像唐代的房玄龄、汉代的李左车一样，有勇有谋，可惜天不假年，但是自有后来人，会继续李克农未竟的事业，把革命的红旗高高举起。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中，有李克农。然而在诸位军功显赫的元勋中，他似乎有些“另类”——终其一生，始终未在正面战场上有过一兵一卒，但是他胸中却有百万雄兵。

　　李克农作为隐蔽战线队伍的领军人物，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凭着对革命的赤胆忠心机智勇敢与敌人斗争，与钱壮飞、胡底并称“龙潭三杰”。

　　隐蔽战线始于1927年。在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周恩来在上海建立了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负责情报和地下工作。

　　党中央指示，“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1929年冬，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部署下，一个情报小组秘密潜伏进了“作战位置”。这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由李克农担任组长。

　　1931年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即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钱壮飞将绝密电报拿到，提前获悉了这一紧急情况，交给李克农。李克农迅速找到陈赓，将警讯传递给了周恩来，为党中央紧急转移赢得了时间，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后来在华北地区，李克农利用自身在北平的合法身份，在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建立情报组织。在此期间被李克农发展的重要情报骨干，就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之、二处少校参谋石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等。

　　这些情报员后来都成为优秀党员。利用这张情报网，我党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突袭华北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1946年8月，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孙连仲，让谢士炎拟定袭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而他不知道的是，恰恰这位谢士炎就是我党的情报人员。

　　谢士炎根据孙连仲的命令拟好作战计划，同时又拟了一份反击国民党的作战计划，然后通过联系人将作战计划送给了李克农。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知道了敌军的行动，而且先敌一步进行了反击。

　　聂荣臻立刻根据情报组织迎战、部署反击，把国民党“重点进攻”的计划打得七零八落。

　　在争取张学良的工作上，李克农更是别出心裁。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侍卫长，是张学良的心腹，在1935年10月的榆林桥战役中，被我军俘虏。

　　细心的李克农发现，每当提及东北、提及家人，高福源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沉重。为了打开高福源的心扉，李克农专门为他“量身定做”创作了一部反映东北人民饱受日军迫害的话剧，成功攻破高福源思念东北故土的心理防线，他立刻表示自己愿意回去找张学良，劝他不要内战，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后来，李克农作为代表与张学良谈判多次，研究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细节，为日后“西安事变”、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誓死保护好上海全市人民的救命钱”

　　提起黄炎培，我们最熟知的莫过于1945年，他跟毛泽东关于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也是著名的烈士，为了保护即将归于人民的财物，积极配合共产党地下组织对国民党汤恩伯驻浦东某部进行策反，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依然忠贞不屈，壮烈牺牲。

　　黄竞武，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经济硕士学位。1929年秋，黄竞武满怀报国热血回到祖国。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黄竞武转任重庆中央银行稽核专员，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国共和谈时，他担任周恩来与美国人士会谈的翻译。

　　抗战胜利后，黄竞武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在日益严峻的白色恐怖中，黄竞武积极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保护和撤退民主人士。他所在的中央银行外滩行址，成为秘密活动据点。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策划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美钞等财物偷运到台湾。黄竞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秘密发动中央银行部分职工采取抵制行动。“他们已经运走了400万两黄金，现在国库都快空了，所以决不能让他们把最后的一点存底再偷运走了……”“誓死也要保护好上海全市几百万人民的救命钱！”

　　同时，他利用报界资源，向新闻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团结金融界人士出面抗争，致使偷运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不惟如此，他又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然而功败垂成，消息不幸泄露，1949年5月12日，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发了疯的特务在地下室用各种酷刑拷打他：“你一个堂堂的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父亲又是我们党国的元老，蒋总裁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到台湾，何必非要跟共产党过苦日子嘛！”

　　黄竞武慨然回答：“我能跟一个垂死的政权去小岛吗？”

　　“既然他不愿跟着我们，那就成全他，让他留在上海吧！”

　　于是，5月18日凌晨，敌人将受尽酷刑的黄竞武残忍活埋。

　　黄竞武被活埋的时候，黄炎培已在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商讨组建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黄竞武等13位革命志士的遗体在车站路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中被发现：

　　“看见那具尸体，死者被害的情形，可谓惨绝人寰，双手被用麻绳反绑，头上蒙布，手上身上发红，好似在生前受过酷刑。据说匪军特工是把他活埋的，埋葬的泥窟底层还铺有石灰。”

　　其状之惨，可谓惨绝人寰。

　　捧着《大公报》，看着儿子模糊不清的尸首，黄炎培老泪纵横。

　　黄炎培将对儿子的无限悲痛与思念，化作一首短诗：

　　“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中间有一个是你。”

　　闲棋冷子不寻常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驻西柏坡。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探知情报后，打算出动十万大军突袭中共中央机关，形势万分危急。

　　毛泽东举重若轻，用一篇文章唱了一出“空城计”：他以记者之名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计划详细公开，号召解放军和民兵三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傅作义大惊，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撤兵。

　　毛泽东一纸巧退十万兵，很重要的前提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连国民党军队进攻计划、各部番号、大小将领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毛泽东率领一个警卫连和部分中央机关干部，牵着胡宗南大军在陕北绕圈的往事。这其中，熊向晖的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1949年11月6日中午，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周恩来指指熊向晖，“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恍然大悟。

　　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13年，深得胡宗南信任。事实上，早在到胡宗南身边工作以前，熊向晖（当时叫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熊向晖成了我党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13年，熊向晖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为党默默地工作着，“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深得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让胡宗南完全信任。

　　熊向晖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

　　就像毛泽东所说：“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隐蔽战争有战略进攻，派人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的意义。”

　　今天回望隐蔽战线，致敬这支神秘的队伍，我们会发现伟大也许就展现在某一个瞬间，一个情报，可能会影响一个战局，甚至改写一段历史。（穆铎）